浅论金圣叹水浒评点的思维特征 　　　　　　　　　　　张 虹 湖北大学 提起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尤其是金圣叹、毛宗岗等的小说评点和小说批评，人们在欣赏赞叹之余，常常 顺手拈来，或情节，或人物，或立意，或结构，或语言，各取所需，一一用之。但凡涉及到中国古代小 说理论的体系问题，却又常常以“零散”、“随意”、“不系统”等贬语而蔽之，未能深入探究其内在 的逻辑关联，忽略了其隐存的理论价值，忽略了其独特的民族思维特征。其实，文学作品的创作不但需 要批评与理论的介入，而且需要凭借理论性的批评来深入揭示作品思想艺术的丰富底蕴，进而通过理论 性的批评来进行更高层次的创作理论的构建，以求进一步指导文学创作实践，同时也需要及时的理论指 导来为读者的深入阅读导航。因此，与中国古代小说一道发展起来的小说批评和小说理论，是值得潜心 关注和研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实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金圣叹评点并“腰斩”水浒，使金 本水浒成为300多年来影响最大的通行本；毛宗岗评点并修订《三国志通俗演义》，而使毛本《三国演 义》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而令“众本皆废”。由此，能否引发我们更深沉的思考呢？尽管今天金圣叹、 毛宗岗等的小说理论已逐渐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学术界在许多问题上也已达成共识，但深入地从古代 小说批评家和理论家独特的理论眼光和独特的理论构建来探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独特体系，从传播学 的角度来探讨古代小说评点的意义，仍然是较为薄弱的一环。在此，我们不妨循着金圣叹的思维轨迹， 从金圣叹水浒评点的思维层面入手而略作剖析，并以此进一步发掘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内在价值和特 征。 一、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理论基点——“幻由心生” 这里首先涉及的是金圣叹的认识论特征。在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中，提得较多的是“心”，推演至 怒、虑，恕、动心等等。很显然，虽然人们一谈小说创作，首先谈虚构特点，这的确是艺术的本质，而 金圣叹从艺术虚构的表象出发，特别注重和强调的首先是小说作者的主观意识和主体精神。其思维的基 点是从创作动机来切入，从而探讨小说作家的创作特征。这无疑成为金圣叹小说理论构建中最坚实的逻 辑起点。从理论层面看，金圣叹的认识基点明显受到明代心学的影响和佛学的熏陶，同时又对二者有所 融通，有所超越。 西方哲学较为重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中国哲学历来较为强调人“心”的主观作用，尤其是明代陆九 渊、王阳明等在理学构架中更进一步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1），“心即理”（2） ……把人们的哲学观念提升到“心学”的层面，至此，人的主观精神成为派生万物的本质和主宰。生活 在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对这一点心有灵犀，他认为在小说戏曲的创作过程中，作者的主观精神和主体意识 至关重要，是作者产生创作冲动和艺术创作灵感的重要前提。 “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提造而出，愚夫则以为真有其事。”（3）小说是作者艺术想象和艺术提炼的产 物。金圣叹把小说创作与史书的撰写进行了深入的比较，提出了“幻由心生”的命题，而将小说的创作 本质归之于作家的创作欲望、以及艺术想象和虚构，从创作角度强调了作家的主观精神，同时也从文本 角度强调了小说的艺术虚幻本质。 关于水浒故事的艺术构架，金圣叹曾形象地指出：“耐庵说一座瓦官寺，读者亦便是一座瓦官寺；耐庵 说烧了瓦官寺，读者亦便是无了瓦官寺。大雄先生之言曰：‘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 无法而不造。’圣叹为之续曰：‘心如大火聚，坏种种五阴，一切过去者，无法而不坏。’今耐庵此篇 之意，则又双用其意，若曰：‘文如工画师，亦如大火聚，随手而成造，亦复随手坏。如文心亦尔，观 文当观心。见文不见心，莫读我此传。”“吾读瓦官一篇，不胜浩然而叹。呜呼！世界之事，亦犹是 矣。……一部《水浒传》悉依此批读。”（水浒传第五回夹评、回评） 很明显，金圣叹受到心学思潮的影响，在其思维过程中强调自我感觉，继而以创作者、欣赏者、批评者 的主观体验、想象、理解和把握，作为其认识论的基点。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他如同思想家李卓吾 一样，深谙佛学精义，而又不拘泥于佛理，个性解放的思想与向佛的禅心交融于一体，相得益彰。廖燕 的《金圣叹先生传》中有不少这方面的生动记载。金圣叹对佛学颇感兴趣，读了不少经书，还曾登坛讲 法，但他并非笃信的教徒，对佛教是感悟重于膜拜、义解胜于信仰。他大胆从佛学中吸取营养，不拘一 格为我所用。而正因为如此，他对“心”的理解，也就有了更多的思辩的色彩。由此而产生的对主观精 神的推崇，成为其最根本的理论基点。 二、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理论支撑——“因文生事”、“因缘生法” 小说创作的本质特征是艺术想象与艺术虚构，这是当今众所周知的命题，然而在三、四百年以前，当中 国小说进入创作的繁盛期，小说批评和小说理论家正在从理性层面探寻其创作的特征和基本规律，金圣 叹则率先从多个层面，探析着创作理论的核心。我们不妨从几个细节来思考。 第一，“格物”与“物格”。 这里既涉及了一般意义上的主客观关系问题，同时又具体揭示了小说作者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系，涉及 到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把握和理解。 金圣叹赞司马迁为“博物君子”，突出肯定了史官知识渊博而客观冷峻的特点；却赞施耐庵为“格物君 子”，则明显突出了小说作家理解、把握和提炼生活现象的能力和特征。《说文》曰：“格，穷究 也。”《大学》云：“致知在格，物格而后知至。”（4）显然、作家只有深入生活，用心推究生活现 象，才能准确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而这一点，则是小说创作过程中支撑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的重 要前提。 金圣叹盛称施耐庵为“格物君子”，并借题发挥说“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 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 法，以忠恕为门。何为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 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 忠者，所谓恕也。夫然后物格，夫然后能尽人之情，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忠恕，量万物之斗斛 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 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序三）金圣叹阐述的忠恕之间的辨证关系、格物与物 格之间的有机转换，其中都包孕着丰富的哲学思考。 《水浒传》中脍炙人口的“武松打虎”尤显作者匠心，金圣叹赞不绝口，“独今施耐庵以一人一心一手 一笔，而盈尺之幅，费墨不多，不唯写一虎，兼又写一人，不唯双写一虎一人，且又夹写许多风沙树 石，而人是神人，虎是怒虎，风沙树石是真正虎林，此虽令我读之，尚犹目眩心乱，安望令我作之 耶？”“今耐庵忽然以笔墨游戏，画出全幅活虎搏人图来，脚踢妙绝，双手放松不得也。踢眼睛妙绝， 别处须踢不入也”，“一幅打虎图，活虎活人，俱在眼前。……我真不知耐庵何处有此一幅虎食人方法 在胸中也”。“耐庵何由得知踢虎者，必踢其眼，又何由得知虎被人踢，便爬起一个泥坑，皆未必然之 文，又必定然之事，奇绝妙绝。”（水浒传第22回回评、夹评） 由此可见，金圣叹看重的不仅仅是小说作者对社会生活的客观描摹，更重要的是对客观事物的准确把 握、充分理解和融会贯通。“格物”是途径，是作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而“物格”是佳境，是真正的 物我而一，提炼升华，是作家立足现实而挥洒自如的创作匠心所在。看不到这一点，金圣叹的评点似乎 就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主义标签，其理论含量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第二，“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 金圣叹是在探索传统之文与小说之文的叙事区别之中，发现了古代小说的创作奥秘和规律，从而抓住了 根本，提出了高人一等的理论判断，得出了史传“以文运事”和小说家“因文生事”的结论，并因此找 到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以文运事”在此姑且不论。“以文生事”，最根本的内涵就是艺术的虚构和想象，且强调作者在表现 现实生活的过程中恰到好处的艺术发挥和精妙绝伦的多方点染。无“事”而生，则小说家寸步难行。 《水浒传》中的宋江起义，虽见于史，但语焉不详；三十六英雄的故事，南宋亦有所本，但较为粗略； 及至笔墨集中、淋漓酣畅地演化为波澜壮阔、摇曳多姿的长篇英雄故事，勾画出一百零八个活脱脱的梁 山好汉，这是长期民间流传过程中，说书艺人、杂剧作家乃至读者、观众的功劳，更是施耐庵、金圣叹 的功劳。“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小说摆脱了史的束缚，而充分展现艺术虚构的魅力。大起 大落的故事情节、传奇传神的英雄人物、撞击读者心灵的奇思妙构……给人们带来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刺 激。又如历史记载并无晁盖其人，在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中，晁盖也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而 《水浒传》中的晁盖，却成为一个开创梁山事业的造反英雄和起义领袖，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小说第 18回“晁盖梁山小夺泊”是极典型的一个例子，何涛带兵攻打石碣村，捉拿晁盖等人，故事并不复杂， 但小说写得声势浩大，栩栩如生。晁盖、吴用、公孙胜及阮氏兄弟有勇有谋，据芦苇水港为战，杀官 兵，割贼耳，好不痛快。作者不惜笔墨，恣意铺排，写得妙趣横生。金圣叹在此回回评中赞道：“何涛 领五百官兵，五百众人，而写来恰似深秋败叶，聚散无力。晁盖等不过百人，再引数十个打鱼人，而写 来便如千军万马，奔腾驰骤，有开有合，有诱有劫，有伏有应，有冲有突。凡若此者，岂谓当时真有是 事，盖是耐庵墨兵笔阵，纵横变化耳。” 艺术的虚构是小说家的杀手锏，也是《水浒传》独具魅力的关键。然而金圣叹也告诉我们，小说作家对 生活现象的理解、把握及艺术的再现，直接决定着作品的艺术品格。 第三，“以文生事”与“因缘生法” 金圣叹敏锐地感到，善生事固然重要，但小说故事的伸展，还必须有其内在规律可循。小说的整体构建 及其叙事章法当是根据小说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而考虑的，对于纷杂传说的筛选，对于叙事过程 的提炼，关键在“因缘”二字。在这里，金圣叹强调的是事件人物内在的因果关系，是艺术想象和虚构 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而《水浒传》的作者正是紧紧抓住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不断 设置契机，来揭示故事发展的必然性、合理性，从而构建出一个完整而清晰，跌宕而有致的文学艺术世 界，突出表现了令读者神往的典型环境和典型形象，从而获取在情理之中又常常出人意料之外的审美效 果。金圣叹多次言道：“写豪杰、奸雄之时，其文亦随因缘而起，非是与施耐庵无与也。”小说中的潘 金莲为历代读者所不齿，但作者描写这一人物时，并非简单化处理，而从细微处入手，合情合理。小说 写潘金莲初次见到念叨多日的打虎英雄武松兄弟，道了一声“叔叔万福”，这是常情，很自然、得体。 但随后，金圣叹精细地统计了潘金莲共叫过39声叔叔，由敬重到挑逗，一月有余，曲折叙来。写英雄便 是真英雄，写淫妇便是活淫妇。直到一日，潘金莲不称叔叔了，直言挑逗道：“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 儿残酒。”武松劈手夺来，泼在地下，“嫂嫂，休要恁地不识羞耻！”把手只一推，争些儿把那妇人推 一交。武松睁起眼来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伤风败俗、没人伦的猪狗， 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得是嫂嫂，拳手却不认得嫂嫂，……”（水浒传 第23回）由此，潘金莲内心深处的种种贪婪、私欲、不顾廉耻等，充分地显现出来，并为其后与西门庆 私通，毒死武大郎顺理成章的埋下了伏笔，透视出必然的发展逻辑。而武松的磊落、仗义豪侠等性格特 征，也在这微妙的家庭生活场景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金圣叹的评点中，很注重过程与结果的一致 性，强调事物的内在因果关联，而且仔细分析原由的例子非常多，如“宋江杀惜”、“鲁智深拳打郑关 西”等，“因缘生法”无疑是其推崇的基本创作原则。 显然，合情合理、真实可信是小说家叙说故事、刻画人物的最基本要求，而在这一基础上，故事能否波 澜迭起，意外丛生，万变而不离其中，则是创作水平高下的分野。 三、金圣叹小说理论的核心——“文成于难” 金圣叹突出强调的是小说创作的特殊艺术要求，是创作规律，而这正是突出小说特质的根本所在，是小 说创作论的核心。从表象上看，金圣叹似乎仍在以文法论小说，但只要我们深入探讨、仔细琢磨，我们 发现实则他已充分认识到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并试图全方位的探寻其中的奥秘和规律。充满了辩证思考 的“水浒传读法”就是明证之一。 金圣叹在评点中，举出许多例子，用了大量篇幅来说明小说创作与其他文体创作的区别，特别说明小说 创作不是一时性起，一蹴而就的，相对其它文体而言，其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写法更特殊。 “文成于难”，究竟难于何处呢？是文法，章句还是词藻，抑或声韵格律？过去不少人批评古代小说理 论家“以作文之法论小说”，其实，这正是早期小说理论家的思维过程。小说理论的探索过程是艰难 的，思维层面也是不断提升的。正是在比较、区分、探究、定位的过程中，理论家门逐渐把握了小说的 特质，也从而开启了理论的探索和建构。文学是人学，小说创作的难处，根本在于它描摹的对象是社会 生活中千姿百态的人，包括幻想世界中各种变形之人，而刻画出个性鲜活的人物典型则是小说创作的关 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人们所说：“画鬼易，画人难”就是这个道理。说到底，也就是一个常理，即 小说艺术典型的塑造是创作的根本，一切的艺术手段和技巧，都围绕这个核心。金圣叹对水浒人物的精 妙评点，集中体现了他对小说典型塑造的理性思考，其逐渐系统的小说理论也就由此生发，典型论、情 节论、结构论、叙事论、辞采论等等皆一一蕴含其中。 从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中，我们明显看到金圣叹抓住了小说创作的根本之处，他说：“别一部分， 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来。”又说：“《水 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序三)“《水浒传》 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直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 只是一样。”（读第五才子书法） 金圣叹首先明确提出了“性格”这一关键词，并赋予它以具体的理论内涵。“任凭提起一个，都是旧时 熟识”，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生活中活生生的有个性的典型。鲁达、林冲、杨志这些第一流的英雄好汉， “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不同的情态面 貌，充满活力，历久不衰。金圣叹抓住了小说作品艺术魅力形成的根本在于典型的塑造，并由此奠定了 其坚实的小说理论基础，确立了以人物刻画为核心的小说理论构架。 金圣叹充分肯定施耐庵的功劳，他认为，施耐庵之所以能将一百八个刻画得“各自入妙”，就在于通过 长期的“格物”功夫掌握了人情事理的基本规律，所以“施耐庵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 也。”(序三) 较《三国演义》而言，《水浒传》的人物刻画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人物的个性化特征空前突出，人物 性格发展脉络清楚。人物的外形不仅给读者以鲜明的印象，人物的内心世界乃至人物性格的深层结构与 精神特质，也给读者带来了审美愉悦。“这一个”的创作理念，已经逐渐明晰。 其次，他提出了小说人物性格的多样化特征，“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这就要求作家多视角的真实 的刻画人物，发掘其性格的诸多层面，包括性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水浒传》中鲁智深、林冲、宋江 等都是成功的例子，兹不赘叙。 另外，围绕人物性格刻画，他还从情节艺术、个性化语言技巧、叙事方式等方面总结了一系创作经验。 总结出“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等多种创作技巧，“犯而不犯”就是其中最具理论色 彩的命题之一。金圣叹充分肯定《水浒传》：“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打虎,……正是故意把题目犯了， 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水浒传》中粗鲁的汉子不少，金 圣叹看到了其中的创作奥秘：“《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 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 质不好。”（读第五才子书法）性格“粗卤”是抽象的相同点，是类型化的标志，而“粗卤”性格的内 在成因与具体表现却因人而异，各不相同，这就构成了栩栩如生的个性化人物。因此，个性化的描写必 须依仗细微巧妙的表达技巧，只有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的微妙差异，同中求异，异中显同，才能塑造出独 特的“这一个”，而绝不雷同，这是成功作品的根本标志，也是小说作者的艺术追求，更是小说理论家 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 正因为如此，金圣叹认为，为了突现每个人物的独特性，必须在深入体察普通的人情事理和掌握人物基 本性格的前提下，借助多种艺术方法来完成。金圣叹小说理论的重点也较为集中的表现在创作技巧的总 结上。例如以细节写人不易，但扣住细节可以深入表现人物的特征。《水浒》第23回写西门庆偶然间见 了潘金莲，小说详尽的描写了西门庆勾引潘金莲的一系列举动。金圣叹评道：“写西门庆接连数番踅 转，妙于叠，妙于换，妙于热，妙于冷，妙于宽，妙于紧，……妙于忽迎，妙于忽闪，妙于有波搩，妙 于无意思，真是一篇花团锦凑文字。”西门庆卑劣好色、丑态百出，宛如活现在眼前。金圣叹进而揭示 人物深层心理状态：“通篇写西门庆爱奸，却又处处插入虔婆爱钞，描写小人共为一事，而各为其私， 真乃可丑可笑。”深刻揭露了西门庆与王婆狼狈为奸的丑陋行径，又揭示了作品通过心理描写表现人物 个性的重要作用。这类具体例子太多，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确是有其独特的思维特征和表现形式的，其理论构建也较为复杂，绝非 仅仅用“随意性”、“零散性”、“感知性”等一语蔽之，具体深入的探究其思维特征，是有价值的。 看似零散的金圣叹水浒评点，实则凝聚着评点者深邃的思考和理性的评判，显现着其明晰的思维轨迹和 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轨迹，值得我们深入探求、充分肯定。如果从传播学角度探视，更能证实这一点， 容后再叙。 注释： 1．《陆九渊集》卷22，中华书局1980年版 2．《王阳明全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4．《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60，中华书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