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施耐庵传》正本清源的幌子下 浦玉生 2014年11月20日至22日，中国水浒学会在浙江省富阳市召开中国水浒文化高峰论坛，全国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在大会发言时我说，写了一本《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一霎间誉我、捧我、毁我、棒我的如潮。围绕施耐庵故里之争有水浒学名家说是“白驹场、白驹镇、白热化”，还有知名记者说是“白色恐怖”。我深知我还不如捧我的全国顶级专家说得那么的好，也不像棒我的学术政敌说得那么的差。作为问题探讨我欢迎，损我的人以兴化莫其康等为主，吹毛求疵，毁人不倦，说我“弄虚作假”、“肆意造假”、“无中生有”，“从自身群体利益出发解构历史，有失一个学人应有的良知和道德”；还有的背后黑枪、人身攻击，用一种“下三烂”的手段。莫其康在会上说没有损我，浦玉生写了一本《施耐庵传》我写不出来，兴化籍某某教授也写不出来。正因为如此莫其康内心妒忌，撰写了《为浦著〈施耐庵传〉正本清源》（载《水浒争鸣》第十五辑），“以正视听”。 回顾人生境遇，一个数十年披星戴月、冒着生命危险自费进行田野调查的人，写出中国文学的“巨人三传”（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传记），如果主观想要“弄虚作假”最好不要写书，白字黑字的均要留于青史的。 让我们看看，莫先生在为《施耐庵传》正本清源的幌子下，到底是在做了些什么。 一、截清流 本来你对《施耐庵传》本身有什么缺点错误，尽管针对书中的内容来说，而莫先生的第一节却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首先将全国新闻界学术界对《施耐庵传》的褒扬，说成对《施耐庵传》的揶揄、嘲讽。 莫先生在指瑕文章中说：“正如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不无揶揄地特别提到，《施耐庵传》以故事的形式写人物传记，这在我国出版史上还是头一回。……人物传记的生命贵在真实，传说岂能当信史？尤其是缺乏可靠文物史料佐证的民间传说，绝不能成为断定施耐庵生平的证据，怎能采入人物传记？文史专家王春瑜的评语首句‘拄个黄瓜当拐棍’，真乃的评！区区以为，浦先生如此作传，是对历史和后人的不负责任，甚至还会使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迷失方向”。 事实是这样的吗？否！《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一书中记述的施耐庵有三个省、市文物保护单位、一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一百多个笔记、文献资料的链接，众多的事实组成的“历史碎片”复原着一件“元青花”，是当今施耐庵研究的集大成者，不是一句“民间传说”所能概括的。 《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首批十部作品之一，在2014年初作家出版社出版向海内外发行后，新华社等海内外200余家媒体报道了盛况，仅《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半年时间就三次报道提到浦玉生著《施耐庵传》一书。《中华读书报》2014年8月6日，还报道肯定“‘丛书’首批十部作品去年年底面世以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在兴化人莫其康那里，这一切都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只是因为我的书中定施耐庵故里为泰州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他作为兴化人，在他眼里就将别人对此书的表扬全部看成批评。2014年1月8日，北京卫视做了一档节目《时代重托：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隆重面世》（可在央视网查阅），报道2014年北京图书订货会的情况，主持人特别提到《庄子传》（王充闾著）、《施耐庵传》（浦玉生著）以故事的形式写人物传记，在我国出版史上还是头一回（大意）。这是主持人的揶揄吗？揶揄，《辞海》解释，是戏弄、侮弄之意。王充闾先生是我国散文大家，《庄子传》好评如潮；长篇人物传记《施耐庵传》从无到有，是一个填补空白的作品，胡适、鲁迅先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这本书里有答案，这本身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部作品只点了两部，而且有好友王充闾大家（我们同一期在北京出席创作会）在前面给我顶着，莫先生不够朋友将我列为唯一的一位，2014年中共盐城市委领导代表组织上对我的评价是“为人低调”，莫先生总是将我从第二位推到第一线，这哪是浦玉生的一贯作风。 我国第一部全景式描述施耐庵生平事迹的长篇人物传记《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的撰写，是本着“史求真实，文须好看”的要求进行的，完稿之后，中国作协组织23位历史学家、文学家进行审读， 赢得了中国学术界、文学界专家的好评。文史专家王春瑜先生对该书的评价是：“当代文化巨匠王元化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强调文化的大传统，小传统。从大传统看，元末明初无施耐庵史料记载，但是清朝中叶以后，家谱、墨碑、地券、民间传说等等大量资料涌现，构成研究施耐庵的独特的文化小传统。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没有的。浦玉生同志在繁忙的党务工作之余，刻苦研究施耐庵三十多年，将小传统中的施耐庵文献、文物、传说等资料广泛搜集，并实地调查，……是研究施耐庵的最新最高成果”、“拄个黄瓜当拐棍，耐庵故里每事问。拾得掌故几箩筐，施传读来不沉闷”。文学专家白烨先生对该书的评价是：“作者不仅在史料搜集上显示出了特别的功夫，而且在史实钩沉与艺术铺展的关系上也把握得当，尤以对环绕施耐庵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的考察与梳理，考据和叙述，相当用心用力，笔墨也较为集中。以充分的事实，感人的故事，写出了一个时逢乱世的小说先行者不懈追求的独特人生。”中国水浒学会会长佘大平教授说：《施耐庵传》进入国家课题并首批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这是《水浒》研究历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 俗话说：“人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莫先生使用“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之法，将本是媒体、专家的正面肯定，说成是“不无揶揄”，“真乃的评！”纯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让人非解！ 二、搅浑水 （一）兴化莫其康曾引《大丰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文章说，元代“白驹场、刘庄场隶扬州府兴化县”。其实这是一个孤证。东汉王充说：“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史学研究遵循“孤证不立”的原则。 施耐庵（1296—1370）故里是泰州白驹场（现属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这里有国家和地方十多个的史志、图册等证据加以说明。张士诚同样是泰州白驹场人，《元史•顺帝纪》、《明太祖实录》、《明史》、《辍耕录》、《平吴录》等权威史册都是这样记载的。我们还可以从分门别类记述中可见一班： 一看2006年8月方志出版社《大丰市志》在隶属演变中介绍：“元代两淮设29个盐场，其中就有丁溪、小海、草堰、白驹、刘庄5盐场名称。明代沿袭元制，大丰盐区仍为丁溪、小海、草堰、白驹、刘庄5盐场。洪武元年（1368），两淮盐运司设泰州、南通、淮安3个分司，其中，丁溪、小海、草堰3盐城，隶属泰州分司；白驹、刘庄两盐场，则隶于淮安分司。但在行政隶辖方面，丁溪、小海、草堰、白驹、刘庄5盐场，统属泰州东西乡三十五都。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各场设立盐课司署，配备场大使，分管各场盐务。万历四十七年（1619），曾将白驹、刘庄两场的行政管辖权从泰州划归淮安府盐城县。清代，行政区划和盐政管辖均有变化。在行政方面，清初，丁溪、小海、草堰等场行政上属兴化管辖，后来白驹、刘庄两也从盐城县划属兴化县管辖。” 二看1983年5月出版《江苏省大丰县地名录》对大丰白驹、刘庄、草堰镇的记载：白驹，“唐宋设置北八游场。北宋时属楚州盐城监。元代建白驹场，地方行政属扬州路泰州海陵县。明初，地方行政属泰州东西乡三十五都，天启时，改属淮安府盐城县。清朝划归扬州府兴化县”。刘庄，“相传古代地名云溪，后名紫庄。唐宋时设紫庄场，属楚州盐城监。元代设刘庄场，盐政隶属淮安分司，地方行政则属扬州泰州，为东西乡三十五都一部分；天启时改属淮安府盐城县。清初属扬州府兴化县。”草堰“相传唐、宋设竹溪场，元、明、清设小海场（驻今草堰居委会所在地）、草堰场。元代行政隶属扬州路海陵县，明、清两朝行政均隶泰州东西乡三十五都。” 三看1943年（民国版）《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记载，施耐庵“白驹人，祖籍姑苏。” 四看1928年（民国版）支伟成、任志远辑录《吴王张士诚载记》引袁吉人编《耐庵小史》云：“施耐庵，白驹场人，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友善。” 五看《南宋•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可知，南宋时兴化靠近海滨，但不临海，白驹一带海边属泰州海陵县管辖范围。（《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集，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华地图学社出版1975年第11版） 六看《元•河南江北行省》可知，元代大丰境内的刘庄、白驹、草堰场均属泰州海陵县管辖，不属兴化县。（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 版） 七看《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影印）记载：“明泰州……何垛场、白驹场、东台场、丁溪场、草堰场、小海场、刘庄场”。 八看嘉靖《兴化县志》图，兴化的版图抵串场河（运盐河），将白驹场街市排斥在外，显然此处属泰州管辖范围（今属盐城管辖）。 九看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元明部分的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 版《元•河南江北行省》元代大丰境内的刘庄、白驹、草堰场均属泰州海陵县管辖，不属兴化县。不是此处如莫其康所说“河南与江北行省”，将一个省说成两个省。 综述所述可知，施耐庵（1296—1370）是泰州海陵县白驹场（今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人，或泰州白驹场人，不是兴化县白驹场人。 （二）“兴化的大纵湖”这是莫先生搅浑水的又一个例子。这个表述较典型，怪不到本来很清楚的问题，怎么会愈辨愈难的，原来他有一种“与他沾边的就是他的”强盗逻辑。大纵湖在兴化与盐城市盐都区共有的水域面积，盐城拥有的面积还大一点，“大湖秋月”、“纵湖秋月”分别是盐城古八景、新十景之一，怎么成了“兴化的大纵湖”？！盐都区还有大纵湖乡，现为大纵湖旅游度假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呢！ 《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一书是这样写的：“盐城市盐都区与兴化市接壤的大纵湖是里下河地区中最大、最深的湖泊。湖略呈椭圆形，东西长六公里，南北宽五点五公里，总面积二十六点七平方公里，在盐城境内面积为十四点一四平方公里，占大纵湖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三。大纵湖距今约有近千年历史，据《盐城县志》记载，缩头湖（后名得胜湖）、大纵湖一带为张士诚起义军所占，官府派兵进剿，起义军奋战于湖荡水乡，后南撤。《元史•董抟霄》记载：一三五四年，董抟霄“俄降枢密院判官，从丞相脱脱征高邮，分戍盐城、兴化。贼巢在大纵、得胜两湖间，凡十有二，悉剿平之一。既其地筑芙蓉寨，贼入，辄迷故道，尽杀之，自是不复敢犯。”大纵湖镇北宋庄《宋氏家谱》一九0三年刻本也有记载。要说大纵湖得名的来历，却有了一些神话色彩，据说大纵湖身底是一座繁华的东晋城，城池下卧着一条几千年的老鳌鱼。有一年鳌鱼醒来翻了个身，顿时地动山摇，地面下陷数尺，一片汪洋，形成了湖泊，湖身东西横十五里，南北纵三十里（包括今兴化市境内的中堡南湖），后人因此取名称“大纵湖”。” 我们再来看看《兴化市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5年6月第108页）的记载：“大纵湖，位于市境西北，与市区直线距离约19公里，为兴化、盐城交界湖。……面积为26平方公里（其中：兴化境内占12平方公里），呈圆形。”显然，大纵湖在兴化市范围内不足一半，但怎么能说“兴化的大纵湖”呢？！让我们联想到本文，还写了张士诚是“泰州草堰人”而不是盐城市大丰区草堰镇人，岂不是怪事吗？！如此的搅浑水，无非想“浑水摸鱼”，闹得这几年在全国的高校教师和博士生的论文中出现了“盐城兴化”、“兴化大冈”不应有的“硬伤”，就连这之前的学术名家也出现了“白驹桥”的概念，仍然在学术界上“以讹传讹”！ （三）张士诚是“泰州草堰人”的又一滑稽现象。《草堰乡志》记载：“张士诚（公元1321—1367年），元末泰州白驹场人，清乾隆元年（1736年）并入草堰场。现大龙乡戚家团西南方三里，在三十里河（旧称“牛湾河”）南岸”。这个点在哪里？今盐城市大丰区西团镇黄浦村张家墩，写作长篇人物传记《施耐庵传》、《罗贯中传》、长篇历史小说《吴王张士诚》我多次去采风过，大丰区白驹镇向东过七里桥，再向东，路是越来越难走，我是搭人家的摩托车去的，路是乡间的“鲫鱼背”，路狭窄，中间高两边低，弄不好就栽跟头的，好不容易跑到张家墩，有中年妇女问：你们是修电火的？这里电灯俗称电火。据从外地返乡的张姓两位耄耋老人，他们是张士诚之后，确认这是张士诚的出生地，且在墩子的东南有明代的土地庙，庙不大，却至少有400多年历史。当年同行的施耐庵第十九世孙施金根（1947—2014）所著《驹隙拾遗》一书有记。至于说大丰区草堰镇是张士诚青年时贩盐、起义时所在地。此处有北极殿，《水浒传》楔子一回点到“北极殿”，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是施耐庵将家乡的风物写进《水浒传》。 三、泼污垢 （一）关于写作《施耐庵传》“弄虚作假”“惶恐”问题。参加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的每一个作家，在听取中国作协书记李冰、副主席何建明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时，大家都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是整个团队的精神基因，中国作协领导的这种心态感染了每一个作家。2012年8月25日在北京开会，在作家团队我作为一个小字辈被列为第3名，并不是我的资历、名望有多高，而是我的后面连着一个伟大的名字——施耐庵，我在后记中是这样说的，写完后仍有一丝惶恐，但在莫先生看来：“浦先生作为盐城大丰人，满怀浓烈的家乡情绪和功利思想，从自身群体利益出发解构历史，有失一个学人应有的良知和道德，不惶恐才怪呢！”入选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的写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资料少、学术性强，所以大家都曾流露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比如：《忠魂正气——颜真卿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7月）作者权海帆在后记里说：“当我向丛书组委会提交书稿的时候，委实诚惶诚恐，不知自己是否为传主的忠魂正气曲准确地谱写了每一个音符……但待专家、学者以及有识者指教耳！”《梦归田园——孟浩然传》（作家出版社2015年8月）作者曹远超说：“有幸入选写作《孟浩然传》，深感背负历史之重，诚惶诚恐，不敢擅然着笔，以致翻读史籍，日以继夜，累月经年”。等等。 （二）关于《白驹镇志》引用“妄言惑人”问题。在同一篇文章中，莫先生多次引用大丰区《白驹镇志》佐证自己的观点，当别人引用后，他指出《白驹镇志》编纂者的功利思想以“妄言惑人”，又说“浦先生这种偷换概念、以孙推祖的逻辑是极其荒谬的”。施耐庵在大丰区白驹镇到底有没有故居，相传施耐庵小时候曾在北宝寺读书，晚年又在这里教书，距茅家园、白驹镇北街33号均很近。《白驹镇志》（1989年12月）的记载我愿做一个“文抄公”，原文照录：“茅家园位于北宝寺之北，西临串场河，东靠范公堤，环境静谧优美。相传施耐庵有一得意门生居住于此。该生及其父亲与施公关系十分融洽视同一家。施耐庵经常住在这里，时而漫步于田间小径，观赏景色，时而与周围好友谈论家常，既指导门生读经，自己又细心揣摩著书。相传刘伯温受朱元璋之命前来聘请施耐庵出山做官时，看到茅家园一片雾气腾腾，便料定此地必有能人。经过打听，原来是耐庵先生为著书《水浒传》而在沙盘上摆八卦阵，刘伯温曾与施耐庵对诗。” 至于说施耐庵出生于大丰白驹，有三重证据法（地下文物、地上材料、民间口碑）：一是据施耐庵的儿子《施让墓志铭》（《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记载，施让“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将“扬之兴化”与“海陵白驹”对举，指明兴化、白驹是两个不相隶属的地方。查《嘉靖维扬志》等，白驹均记为“泰州东西乡白驹场”，到明万历晚期，在施耐庵死后二百多年后，都保持不变。“鼻祖”即远祖，最早的始祖，至少在如《施廷佐墓志铭》所载的施让祖父元德以前，施氏何时“徙海陵白驹”的呢？据《施廷佐墓志铭》记：“彦端……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可知施氏定居白驹是从彦端（耐庵）开始的，“以谦”是在白驹生的。二是《大丰市志》、《白驹镇志》、大丰发现的国家二级文物《施氏家簿谱》（祭一世祖彦端字耐庵）都有记载。2006年8月方志出版社《大丰市志》记载：“施耐庵故居——施氏宗祠遗址：位于白驹镇北市街今粮管所内。原为施耐庵住所，清乾隆戊申年（1788）施耐庵后裔施文灿等发起改建为‘施氏宗祠’。咸丰壬子年（1852）施埁重修。全祠共十五间，前后穿堂三进，颇具规模。……今建于白驹镇西花家垛上的‘施耐庵纪念馆’的造型，布局多依‘施氏宗祠’旧制。”《白驹镇志》记载：“施耐庵故居——施氏宗祠遗址：施氏宗祠位于白驹镇北市街，是我国伟大文学家施耐庵居住过撰写过古典小说《水浒传》的地方。施耐庵后裔施文灿等，于清乾隆戊申（1788）将施公故居改建成。”我于1982年开始施耐庵寻踪之旅，撰写《施氏宗祠遗址（故居）的寻觅》游记体散文发表于《盐阜大众报》1983年11月15日副刊上。三是田野调查。我在1982年访白驹镇北街33号时施氏宗祠（故居）遗址时，问街坊邻居，三十多年过去了，记得他们用的江淮方言，至今记忆犹新。我说普通话问“施氏宗祠”，她答“施格嘎祠”（施家家祠）。施耐庵在茅家园常住，在白驹镇街市有住所，至于说施耐庵家有几间房屋，他们听前辈们传闻是三间茅屋。又据《昭阳二杰》作者徐敬高记载“施耐庵的家就住在白驹镇上一条小巷里，三间旧瓦房，半亩小庭院”。徐敬高的曾祖徐寿芝是清朝秀才，家藏古书颇丰耐庵住所是三间茅屋。后来至清朝中叶用作施氏宗祠时有三进十五间，等于将庭院都建了房屋，这与故居遗址的事实是符合的我们看问题要用全息思维、系统思考、综合分析方法，不能以一件证据就板上钉钉。我国的历史太长记载太乱，需要我们去伪存真，这是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目标。不能因为《元史》《明史》《中国历史地图集》有“瑕疵”，就一概否定；也不能想当然地说《白驹镇志》有功利思想，就一棍子打死。你要推翻我的举证，你要拿证据；你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对不起，先听我的。 。 （三）关于“罔顾”事实、“臆造”“生编硬造”问题。 我在《施耐庵传•施耐庵年表》中说：“1280年施元德由苏州迁盐城东溟（今便仓镇）；母亲卞淑贞，与苏州枫桥迁盐城便仓卞氏为同一支”一句，前已注明：“据《古盐卞氏宗谱》”，并不是我的臆造，莫先生随便给人“扣帽子”是不对的！反而莫先生在文中给我臆造一句：“施氏与卞氏为同一支”。 “武松杀嫂”在白驹场有这样的文学原型，并不等同于历史。并非我的创造，是我的采访所得，与兴化人徐敬高先生所言相类似。 在同一篇文章中，先是指责我“白驹场一带”说法是“心怀叵测”，而他自己可以屡屡出现“兴化一带”。正应了古人的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怎么也学起了某些霸权国家，强权政治，判断事物的标尺不是同一尺度。 施耐庵在大丰区白驹镇有故居遗址，并在此读书、教书、著书，“施公遗踪”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盐城十景之一，央视走遍中国盐城，两次给予报道，怎么能说“在白驹镇上也未发现任何施耐庵故居遗址”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施耐庵死后二百多年，白驹场（镇）属兴化，而今天在盐城市大丰区管辖范围内，这是不争的事实。请让外人用第三眼看施耐庵故里。远离大陆的台湾赵知人先生在1981年7月26日《大华晚报》刊载的《施耐庵的故里及遗迹》一文中说：“笔者于抗战胜利后，从政于苏北地区，一个偶然的机会，经过施公故里”，“笔者当时所能看到的施族中最古老的屋宇，要算白驹镇北街的‘施氏宗祠’了”，“祠前有砖石砌成高大门楼，上嵌一匾，有‘施氏宗祠’四个大字。后有瓦屋三进，最后一进祭供施公神位，并在高大石碑上刻施公生平事迹”（转引自《参考消息》1981年8月9日）。试想，如果不是施耐庵的后人在此，为什么要供奉施耐庵的牌位呢，“神州何处无施族，唯有此乡认祖宗”！ 说别人弄虚作假的人，往往自己在以售其奸，莫先生也不例外，他在引用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硬是将原文中的“东台白驹镇”改成“兴化白驹镇”，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原本是个刻本，路人皆知。如此作伪伎俩只能骗人一时，不能骗人一世。 莫先生口口声声说人们都知道施耐庵是“元末明初兴化县白驹场人”“元末明初兴化县白驹场倪邵庄人”，张士诚规范的称法“元末泰州草堰籍白驹场亭人”，我想，请出示史料依据，果有这样荒诞的区域地理概念吗？若真是这样，那还要在毛泽东主席关心下1952年中央派出调查组来调查吗？！民国时期的《兴化县续志》记载，施耐庵“白驹人，祖籍姑苏。少精敏，擅文章。”施耐庵墓“在县境东合塔圩内施家桥葬元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显然，“白驹”与“合塔圩内施家桥”，是两个不相隶属的行政区划，不是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吗？！显然白驹是属盐城大丰，施家桥现属泰州兴化，泾渭分明、清浊烛照！ 要想了解施耐庵，还是从阅读《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开始，谁清谁浊，读者会明辨是非。很多问题书中已有答案，无需我多说什么。 原载《水浒争鸣》16辑，中州古籍出版社